张金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品格
来源：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深刻的现实意义和伟大的实践品格。如同所有理论的提出一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经历了逐渐深化终成体系的过程。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这体现了中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过程中应该具备的大国情怀，赋予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新时代丰富的理论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实践品格的丰富，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时提出了“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并进一步具体地提出了迈向命运共同体的“四个坚持”：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可以说，这“四个坚持”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知可感的根本构建路径。自党的十八大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来，到党的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再到2019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说，从倡导到推动，从理论内涵到实践品格，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全党共识。
2020年3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时强调，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不会是最后一次，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还会不断带来新的考验。国际社会必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守望相助，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疫情过后，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刻论述必将触发人们的深刻反思，进而从内化于心到外化于行完成从丰富理论到自觉实践的跃升。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深厚的历史内涵。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源自中华文明历经沧桑始终不变的“天下”情怀。从历史层面，无论是“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和平理念，抑或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处世愿景，以至于“计利当计天下利”“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生存智慧……“天下”情怀寄寓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天下大同”的理想憧憬，也反映着中国古代社会以“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的包容性治理理念。 先贤们似乎穿透历史时空，给当下“地球村”的“村民”们贡献了一种治国安邦之策和民众应有的处世标范。无论是孔子“为政以德”“仁者爱人”，视 “礼”与“仁”为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还是孟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天下情怀、“定于一”“平治天下”的共同体愿景，以及墨子的“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诈不欺愚也，贵不傲贱也，富不骄贫也，壮不夺老也，是以天下庶国，莫以水火毒药兵刃以相害也”的“非攻兼爱”的价值主张，公道、大同、和谐的文明理念是中国自古以来始终坚守的民族相处哲学。另一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充分继承前人思想结晶的基础上，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全球一体化语境中，世界各国家、各民族人民命运愈发休戚相关，人类文明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必须靠全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正是立足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前景，放眼全球、胸怀世界，对中华文明传统精髓进行了与时俱进的现代性转化，以“天下”情怀的现代主张来回应当前人类文明所面临的重重困境与挑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伟大的理论成果也需经由实践不断磨砺与检验，才得以丰富与完善。在一次次至今难以预测的地震、海啸、火山、瘟疫等灾难面前，人类总是体现出共克时艰的豪情壮志和相亲相守的脉脉温情。2020年初春这场席卷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更是考验着世界人民的生存智慧。在中国人民防控疫情的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体现出了伟大的时代品格。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世界各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威胁与挑战，中国如何与世界通力合作、同舟共济、抗击肺炎这一紧迫的课题被推到当前这个关键时间节点上，针对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也由此彰显出伟大的实践品格。2020年3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工作时强调“公共卫生安全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各国携手应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多个国家出现，要加强同世界卫生组织沟通交流，同有关国家特别是疫情高发国家在溯源、药物、疫苗、检测等方面的科研合作，共享科研数据和信息，共同研究提出应对策略，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始终处于抗疫阵地的最前线，始终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展现出大国担当，积极展开国际间疫情防控合作工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
从政府间的合作层面上看，截至3月2日，全世界已有 170 多个国家领导人对中国表示慰问和支持。俄罗斯、日本、法国等多个国家政府向中国捐赠了医疗物资与防控物资，俄罗斯等国还派出医疗防疫专家赶赴中国合作研制疫苗。正如丹麦发展合作大臣普雷恩所言：“共同遏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蔓延，这是一场国际公共卫生危机。”尤其是当日本等国家的疫情进入防控关键期时，中国政府投桃报李，向日本无偿提供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并捐赠了防护服、口罩等物资，携手共度难关。在疫情面前，中国积极向国际社会分享信息和经验，加强合作，中国与世界作为守望相助命运共同体的联系愈发紧密。可以说，在此次抗疫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正在深化为世界各国政府合作共赢的共识。
在世界机构组织间的合作方面，一种真诚开放的信息共享、科学施策的抗击疫情合作模式弥足珍贵。例如，以世界卫生组织((WHO)牵头的国际专家组，在疫情发生后赶赴中国展开实地调查工作、提供战略性建议。同时，中国本着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负责的态度，为防止疫情在世界扩散所采取的各项有力措施也受到了国际机构组织的普遍认可。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在评价中国战“疫”时谈到：“我们要认识到武汉人民所做的贡献，世界欠你们的。当这场疫情过去，希望有机会代表世界再一次感谢武汉人民，我知道在这次疫情过程中，中国人民奉献很多。”可以想见，未来的世界机构组织在防灾减灾、科学研究等重要工作中将发挥更大作用，构建一种“谁也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体将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全球合作之必需。
在民间合作层面，“命运”二字在各国民众那里体会得更为朴实、深刻。从世界各国民众对中国的援助与支持，到中国社会与世界各国人民展开积极合作，民间外交成为了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力量。日本汉语水平考试HSK事务局等机构在捐赠给湖北的物资纸箱上写上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的暖心标语，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了以“塞尔维亚人民永远和中国兄弟在一起”为主题的专场音乐会，意大利那不勒斯市青年人发起为中国加油的“拥抱中国人”的快闪活动，英国中学生合唱中文歌曲《让世界充满爱》，德国青年们用“I am China”的口号呼吁全球共同抗击疫情，埃塞俄比亚学生用中文祝福“中国加油”……这一系列世界民众的温暖之举感动着中国人民的心，也必将激发出更多的类似东京街头的“来自武汉的感恩”。在世界人民共同抗击疫情实践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时代之必需、人类生存之必需。
2018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宪法序言第十二自然段中“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修改为“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宪法这一根本大法的形式得以强化。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范围内逐渐被认可并积极践行，逐渐成为国际有识之士的共识和人类的共同愿景。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名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演讲，被称为 “向世界讲述了对人类文明走向的中国判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时，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畅想金砖第二个“金色十年”将会“共同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加光明的未来 ”。 此次世界范围内的抗击疫情的艰难历程，使从中国出发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更加坚实地向世界迈进。我们有理由相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将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识，并进一步发展为一种全球性价值观，引导世界人民共同开创美好的未来。
（执笔人：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金尧）
分享：文化产业创新创造活力提升的重要渠道 李怀亮?
提升文化战略定力是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战略定力。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工作体系，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主心骨，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首要来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念的集中体现。长期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探索实践，勇于改革创新，形成和发展党的领导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这一整套政治制度和治国理念，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是中华民族文化建设的灵魂。
实现文化价值引导力是文化创新创造的首要目标。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实现文化的价值引导力，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是中国文化建设的首要目标。坚定文化自信，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构筑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形成中国力量，是当代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中国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必须以提升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价值引导力为目标。对文化产业发展质量的评价，可以从文化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社会影响力和价值引导力三个层面展开。在市场竞争力层面，侧重于覆盖率、到达率和市场占有率等指标。在社会影响力方面，侧重对文化内容欢迎度进行测评，通过需求偏好、用户粘性等指标来测评消费者对文化产品的态度效果。在价值引导力方面，最主要是看文化产品对消费者的行为方式改变的影响。文化传播效果的测度，最终要看文化内容接受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度以及其行为方式（包括交往行为、消费行为、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变化。在我国出口文化产品中，缺少以内容为核心的产品，电影电视剧等视听产品和音乐类录音制品所占比例很小，反映出我国文化产业在创意性、思想性、感染力、影响力和价值引导力方面严重不足。面对新形势，应积极调整战略，促进中国对外文化贸易从注重产品贸易向注重文化服务贸易转变，从注重市场占有率向注重国际社会价值引导力转变。
增强文化市场活力是文化创新创造的必然选择。一个活力迸发的市场是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前提，也是文化创新创造的基础。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是增强文化市场活力的必要途径。增强文化市场活力，首先要遵循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规律、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有利于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文化市场活力得到了全面释放。新一轮的改革以简政放权为特征，加快转变文化行政部门职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了政府作用；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促进文化资源在全国范围内流动，不断建立健全文化市场体系；不断深化文化金融合作，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并购重组持续升温，文化资本市场更加活跃；鼓励文化和旅游产业相结合，激发出了新的产业动能。
文化市场的活力来自市场主体。建立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首先要积极培育具有创新活力的文化市场主体。激发文化市场的活力就是要激发企业的活力，要从根本上认识到企业主体在文化市场上的重要作用，把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进行培育和扶持。文化产业区别于一般产业的显著特征是中小微企业构成了产业主体，是产业的主要支撑。中小微企业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的生力军，许多大企业也都是由中小企业发展壮大和兼并重组而成的。一个健全的文化市场是大中小企业齐头并进的格局。应把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放在重要地位，为它们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通过孵化支持，助力中小企业的成长。激发文化市场的活力，需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和社会持续转型的重要力量，引起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随着传统产业的数字转型，数字技术在医疗、农业和城市管理等领域正得到创新融合应用。数字革命深刻改变就业市场ICT（信息及通信技术）投资，会导致在制造业、商业服务和贸易、交通和住宿方面的劳动力需求下降，而在文化、娱乐和其他服务建设方面出现增长。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集中体现在外交、经贸、人文等多个领域，拥有悠久的历史内涵、深切的现实关怀和坚定的未来愿景，必将对人类社会的互联互通、全球传播的新格局、文明交往的新话语注入源源不竭的思想动能。当前，人类社会前所未有地连接在一起，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度全面提高，世界的话语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走向“共同体时代”，中国发展经验得到更多国家的认可，人们开始思考“世界演进方式的丰富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作为中国智慧和人类情怀的理论结晶，为文明和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和交流打开了通路。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将日益得到提升和拓展。
作者：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院长、教授 李怀亮
来源：红旗文稿
《中国教育报》：中国传媒大学实施艺考优质生源“绿色通道”
记者近日从中国传媒大学获悉，2020年，该校艺考改革继续深化，将全面实施优质生源“绿色通道”，初试首次采用机考形式，文化素养测试只考文史哲科目，新改革举措受到考生青睐，截至12月15日，共有53566名考生报考，创历史新高。
2020年艺考，中国传媒大学全面实施优质生源“绿色通道”，在2019年允许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等8个专业考生可按要求自愿提交作品的基础上，覆盖到全部23个艺术类专业，允许每个专业考生都可以提交作品，学校将组织专家团队评审作品，作品被评为“优秀”等级的考生，给予初试合格资格，如复试考核成绩优异可入选“拔尖人才计划”。
中国传媒大学校长廖祥忠表示，开辟“绿色通道”，让各个专业能力特别突出的考生都有机会进入复试环节，有效避免了过去单纯以考分高低判断考生素质优劣的局限性，有助于构建更加科学全面的生源质量评价体系。
就初试（文化素养测试）内容改革，2019年首次将文史哲作为初试选考类别，允许考生自主选择“语数英”类别和“文史哲”类别，在此基础上，2020年进一步明确考试导向，调整为只考文史哲科目，文史哲三科组成一张综合试卷，满分100分，其中文学50分、历史30分、哲学20分，引导考生高度重视人文素养的养成。
为减轻考生及家长时间、精力和经济成本，2020年艺考初试首次采用机考形式，即考生通过计算机完成考试，中国传媒大学在全国26个城市设立了考点，考点覆盖全国绝大多数省份，方便考生就近参加考试。为帮助考生熟悉机考模式，学校开放了机考模拟系统，随时提供使用指导。
据介绍，近年来，中国传媒大学针对艺考采取了系列改革举措，包括调整考试时间和地点、改革考试内容、改进考试手段、建立优质生源“绿色通道”、优化录取办法、调整招生专业、加大监管力度等，其中一些改革举措带有方向性、导向性和根本性，触及艺术类人才选拔的深层次问题。
“全面提高艺术类专业本科教育质量，把好生源关是第一道关口，全面推进艺考改革就是把好这‘第一道关口’的必要举措。”中国传媒大学招办主任闫磊凡介绍，去年以来，学校着眼一流艺术人才培养，进行了一系列配套改革，包括组织国内顶尖专家领衔编写权威文史哲通识教材，成立阳明学院在本科生中普遍开设通识教育课程、探索实行艺术类拔尖人才本硕博连读等措施，通过探索完善拔尖人才选拔与培养机制，形成完整的艺术类拔尖人才培养体系。
第二届“中国电竞产业发展与数字媒体艺术人才培养”高峰论坛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
第二届“中国电竞产业发展与数字媒体艺术人才培养”高峰论坛嘉宾合影
据悉，本次论坛以“中国电子竞技产业发展与数字媒体艺术人才培养”为主题，汇聚了180多位中国电竞产业精英、传媒学者，也吸引了我校在校学生的参加。论坛聚焦于为电竞及相关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基本研究平台，探究如何培养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人才。我校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院长黄心渊教授发表了开幕致辞，他对电竞产业的关注以及就产业链各方进行的深入探讨奠定了本次论坛前瞻性、学术性和务实性的基调。
12月17日上午，围绕“中国电子竞技产业发展与数字媒体艺术人才培养”主题，与会电竞产业专家们就如何培养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人才、中国电竞产业如何发展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副院长陈京炜说，对于当代电竞和数媒人才培养来说，首先，不断更新完善相关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其次，建立科学立体的人才培养模式，以人文价值为引领，以业态发展为导向；第三，要与行业紧密合作，培养能够长期服务产业发展的人才。
宏碁中国首席运营官蓝绍文在发言中表示，面对高速发展的电竞市场，宏碁作为全球领先的电竞产品和服务提供商，在职业电竞设备的研发与应用、顶级赛事赞助、与拥有电竞专业高校的合作与人才培养等层面，均走在产业前沿。宏碁与中国传媒大学合作设置的全国首家电竞实验室为高校学子提供了专业的设备环境与赛事策划等方面的支持。今后，Acer宏碁电脑将进一步深入与中国高校电竞联盟合作，与更多高校一起投入“产”“学”“研”的人才长远规划。
中国电子竞技职业选手联赛首席执行官邱杨则认为，现阶段，相对较高的运营成本导致职业俱乐部基本亏损，越大的俱乐部亏损越高；英雄联盟和王者荣耀联盟依靠招商、转播权盈利，但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平衡和反哺俱乐部；在俱乐部本身不盈利的情况下，俱乐部母公司如何从俱乐部获益值得期待。
论坛上，中国高校电竞联盟秘书长谢清风，北京动漫游戏产业协会秘书长刘春刚，合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院长王世杰，中青网总经理助理、中国通信工业协会通信和信息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工程电子竞技人才孵化中心主任邵德海，虎牙科技有限公司安全研究中心总监、首席研究员张春喜还分别从“高校数字创意产业化之路”“电竞人才职业能力标准建设”“双匹配导向的订单双元制模式初探”“电竞：青年的热爱，就业的蓝海”和“电竞精神凝聚青年群体，人才培养期待政策保障”等角度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12月17日下午，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媒体艺术学院联合中国通信工业协会通信和信息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工程电子竞技人才孵化中心、中国青年网举办了电子竞技就业创业联盟成立大会暨“新时代、新职业、新未来”打造电竞人才孵化器分论坛，邀请了主管部委、行业组织、电竞行业头部企业、业内大V和省级高校电竞联盟负责人等50余名代表共同发起了联盟，并推出首批职业电子竞技解说员和电子竞技陪练员。同时，联盟还专门推出了网络素养辅导员培训项目，旨在帮助家长和教育界提高网络、网络游戏和电子竞技领域的专业网络素养，掌握引导青少年正确认知、使用和参与电子竞技乃至网络和网络游戏的方式方法，避开网络沉迷和氪金等陷阱的伤害。
第二届“中国电竞产业发展与数字媒体艺术人才培养”高峰论坛经过充分的讨论和交流，为数字媒体时代“中国电竞产业发展与数字媒体艺术人才培养”的多重关系变化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也为我国电竞人才供给问题提供了解决路径，并为电竞产业标准化、职业化进程奠定了坚实的学术理论基础。
陈文申书记出席“中国治理的世界意义”国际论坛并致辞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华通讯社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国传媒大学和湖州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的“中国治理的世界意义”国际论坛11月18日在浙江湖州召开，来自近20个国家的200多名学者共同研究中国治理的经验、价值和意义。中宣部副部长蒋建国、浙江省省委书记车俊出席论坛并致辞。我校党委书记陈文申代表承办单位在开幕式上致辞。
这是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之后首次举办以“中国治理”为主题的国际论坛。论坛强调，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新中国制度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管用、有效、成功的，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是独创的、独特的、独有的。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既善于学习借鉴，又不断自我完善，具有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陈文申书记在致辞中指出，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治理的成功实践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中国治理的经验、智慧、方案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历史和国情相近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中国治理的理论探索为世界国家治理体系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启示；中国治理的文明自觉精神，则能够激发发展中国家的文明自觉和自信。
陈文申书记在致辞中强调，随着传媒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传媒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不仅早已成为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越来越渗透到治理的每一个环节。作为中国信息传播领域的最高学府和传媒人才培养的摇篮，中国传媒大学近年来在强化如新闻传播学等传统优势学科的同时，积极适应国家治理的需要，不断拓宽研究视野，重点加强和国家治理密切相关的政治学、管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发展，致力于打造具有鲜明特色的国家治理学术研究重镇，培养厚基础、宽视野、高水平的研究团队，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培育新的学术增长点，以高水平的研究为时代变革和国家治理提供学术支持和人才储备。
开幕式结束后，与会嘉宾共同探讨中国治理的宝贵经验和世界意义，深入研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策，并举行了“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分论坛。我校新闻传播学部师生代表参与了此次论坛的组织和服务工作。11月14-19日，我校服务团队带领50余名外国智库专家学者实地考察了浙江吴兴织里、安吉余村等社会治理案例点，近距离观察和研究中国治理的鲜活经验和成功实践。
韩飞 何苏六：献礼纪录片热播 "国家相册"的光荣和使命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不同阶段的纪录片串在一起，恰是一部形象生动的人民共和国史。作为“国家相册”的中国纪录片，以光影之笔记录历史与现实，透视国家发展与社会变迁。
新中国成立初期，纪录片常被用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介绍先进典型，呈现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事业，展现英雄人物的丰功伟绩，以及报道领导人出访、记录国内重大事件和庆典等。《红旗漫卷西风》《抗美援朝第一部》《解放西藏大军行》等记录了军事领域的凯旋；《亚非会议》《刘少奇主席访问朝鲜》《印尼总统苏加诺访问中国》等反映了我国外交领域的风生水起；《伟大的土地改革》《五亿农民的方向》《第一辆汽车》等作品展现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突破性成就。这一时期的纪录片题材相对集中，充满革命精神和战斗精神。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深刻改变了中国。作为时代晴雨表的纪录片迅速捕捉这些变化。1979年初，30分钟纪录片《说凤阳》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成为第一部反映农村大包干的纪录片。1980年播出的纪录片《莫让年华付水流》，解说充满诗意，艺术性突出，人的价值彰显，积极向上的社会文化气质氤氲其中。《丝绸之路》《话说长江》《话说运河》等脍炙人口的纪录片，聚焦带有民族象征意义的山川河流、长城丝路等人文地理符号，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认同，以此寻找信心与动力。
上世纪90年代，随着技术革新以及多元创作观念的涌入，纪录片呈现话语方式和美学上的革新。1991年，中日合拍纪录片《望长城》，将镜头伸向长城沿线的人文风貌和百姓生活，让创作者出场，让老百姓表达，长镜头、同期声采访、同期录音等形式令人眼前一亮。这种平民化、纪实化风格在90年代发展成一种美学浪潮。纪录片在语言形态上回归本体，反映了创作者对纪录对象姿态的转变和对纪录精神的敬畏。
新千年，纪录片呈现大片化、精品化的创作趋势，作品主题更加大气，思想张力明显增强，社会价值进一步凸显。《晋商》《故宫》《大国崛起》《复兴之路》等一批纪录片相继出现，“崛起”“复兴”等关键词引发广泛讨论。纪录片成为时代船头的瞭望者，唤起民族记忆，振奋民族精神。近些年，伴随产业化发展的浪潮，纪录片离时代更近，也离观众更近。2012年《舌尖上的中国》一经推出即引爆全民话题。
新时代以来，纪录片迈入发展繁荣期。中国纪录片自觉承担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苦难辉煌》《国魂》《百年潮·中国梦》等作品，站位高远，视野开阔，主题宏大，从浩瀚的历史和时代中拾取鲜活生动的案例故事，在传播主流先进文化和核心价值方面显示较大影响力。如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们一起走过——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必由之路》等一批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纪录片，体量庞大的宏论作品与风格清新的故事化“小品”形成较好搭配，在海内外广泛传播。
记录当下，就是记录明天的历史。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纪录片作为一种重要媒介文本，被纳入国际传播和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范畴，并得以广泛实践。新时代，作为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重要载体的纪录片，将大有可为。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转：中传时评-影视文化需要 倾听时代、走近人民
18日，CCTV-6官方在微博上写道：“我们在用电影这样一种文艺作品呼应当下的时代。”这段文字表达出影视文化在新时代理应倾听时代、走近人民的态度。
正因为电影的媒介特质，“改播”自身更具有可操作性和重要意义。受版权等因素影响，CCTV-6更多播放内容优质的老电影，这些经典电影涵盖了广泛的精神风韵，十分适合“借古讽今”。CCTV-6敏锐感知时代热点并主动改播，显示出电影在带来审美愉悦的同时，更能传递精神力量，面向时代发声。而“CCTV”这样一个响当当的前缀，让观众把电影改播看做官方对时代热潮的隐晦回应。
倾听时代之外，影视文化还需要走近人民的内心。事实上，普通民众很难直接接触国家层面的政治，CCTV-6借“CCTV”这个被广泛承认的“官方”平台播放电影，大众媒介让人民对国家大政、世界形势有参与感，会心一笑之余，感受时代脉搏。通过改播释放集体情绪、慰藉国人心理，拉近了观众与官方的心理距离。通过经典影片传递早已深入人心的主题，即便前路茫茫、甚至负能量发酵，也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国民信心。
呼应时代、走近人民并非是CCTV-6的特权，其他媒介亦可从她的成功中“取经”。主流媒体实时响应群热点话题，即使是隐晦的回应，都会在群众心中打下强心针，在迷茫无助时引领群众、在气馁灰心时鼓舞群众、在民愤民哀难抑时释放群众情绪。
总之，倾听时代声音，走进人民内心能将群众的力量拧成一股绳、聚成一团火。而这根紧紧编织的绳、缓缓跃动着的火最后能迸发出的力量，也终将敲出时代强音。
中国传媒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孙道军老师教学项目获北京市教委批准
（通讯员 吴倩倩）11月18日11:00，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专栏发布《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公布北京市2019年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名单的通知》，我院孙道军老师的《移动网络系统设计与应用仿真教学平台》实验教学项目成功入选。
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开展2019年度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认定工作的通知》（教高司函〔2019〕33号）精神，北京市教委组织专家对38所高校申报的92个项目进行了评审，评审出北京市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75项。中国传媒大学经管学院孙道军老师的《移动网络系统设计与应用仿真教学平台》实验教学项目属于经济管理类，所属专业代码为120101，在此次评审中获得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批准立项。
转：中传时评-新时代的大众文化该有新风貌
的确，相声台词看重效果，张云雷也未必真的轻蔑国难，但正如他在道歉信里所说，戏说国难“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作品，都是不应该的。”这次风波再次重提“学艺先学德，做戏先做人”的古训，敲响艺人们艺德滑坡的警钟。事件之外，人们也期待听到“相声能否在新的文化生态下实现自我的转型升级”问题的答案。
当下，泛娱乐化已成趋势。遥想当年，德云社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社团，如今已经拥有超高的网络讨论度和关注度，这也证明着相声逐渐在主流文化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这样的社会现状要求大众娱乐行业尽快完成自身改造，实现转型。相声是民间艺术，需要接足地气来和观众产生共鸣，但一味迎合市场难免催生部分投其所好的“三俗”内容，这是大众文化在早年间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相声这种大众文化粗鄙的一面。可喜的是，我们能看到德云社自己也在寻求转型升级，废弃一些不符合当今价值观的桥段，破三俗粗鄙的旧，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我们期待着在相声艺术里来一次革故鼎新。
另一方面，作为文化市场土壤的观众也亟需提升自我的审美素养和道德意识，有好的土壤才会结出好的果实。回顾视频，彼时台下爆发出的哄笑声显得尤为刺耳。“演员贬损他人、调侃国难已是过分至极，但观众鼓掌、喝彩的行为更是可怕之至。”或许我们在批判张云雷个人的时候，也应反思一些观众需求客观上助推了劣质文化的传播扩散。只有在没人鼓掌、没人听，甚至为此类言辞喝倒彩的环境中，违背道德底线的“愚乐”才会无处容身，深刻有益又有趣通俗的优秀大众文化才会成长起来。
此次事件呼吁艺人加强行业自律、观众提高审美素养，也将诸如相声等大众艺术存在的问题再次推到舆论风口。大众艺术的天然通俗属性并无过错，但粗鄙理应抛弃，文化需有底线，良好大众文化的传承需要演员和观众的共同努力才能行远致久。